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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宋向来以孝治天下,即便是官家,事关孝道,也必须以孝为先。
所谓上行下效,孝之一字,有时候甚至凌驾在律法之上,比如大宋律法中对父杀子和子杀父的规定,就非常双标。
父杀子,判罪极轻,若是碰上宽容些的官员,甚至会直接无罪释放,而子杀父呢,却是十恶不赦的大罪,即便是原因可寻,也绝对是死罪难逃。
归根结底,是儒家思想的影响,法与情并列,才会出现这种判刑。
朱耿白一案,朱耿白已经确认是江洋大盗,而张银花杀他是替父母亲人报仇,且是在告到衙门无果后,才选择自行复仇。
依律法而判,故意杀人,自然是杀头的死罪,但从情理来讲,自可从轻判决。
“太宗雍熙年间,京兆府鄠县曾出过一桩轰动朝野的复仇案,一名叫做甄婆儿的女子回乡扫墓时,提着斧头砍死了杀害其母的凶手董知政,此案倒是与本案十分相似。”
这案子,包公知道,而就是因为知道,才不好下判决的度。
但白玉堂却不知,故问“那这案子,最后是怎么判的”
黎望抬头看了一眼包公,才道“当地官员在抓住甄婆儿后,知晓内情,便对她心生同情,故而直接上报朝廷,请陛下裁决。”
“然后呢”
“太宗嘉其能复母仇,特贷焉。”简单来讲,就是太宗也觉得甄婆儿替母复仇,情有可原,所以赦免了她的罪行。
换句话讲,宋朝替血亲报仇是否犯法一事,虽未在律法直接言明,但因为判案的都是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文人官员,且有太宗断案在先,之后判决,都只能比照着来。
当年太宗如此断案,必有施政因素在里面,但延续至今,俨然已经成为了一条判案依据。
故此,包公要判张银花罪行,要么从轻,要么从无,以黎望对包公的了解,包公应该是更倾向于前者的。
只是李城南是朝廷命官,此案必然会上达天听,按照包公在朝中树敌的情况,百分之九十九会有人提出异议,甚至可能要以此来攻讦包公执法过于严苛。
不过到时候为难的,就是官家了。
“既是如此,大人何不判那李夫人无罪”白玉堂忍不住恳切道。
包公看了一眼白玉堂,忽然明白为什么展昭觉得白少侠不能入公门了,与展昭相比,这位白少侠身上显然带着浓重的江湖义气,其能做个好侠士,却不能做一个好官员。
“白少侠的建议,本府会好好思量。”包公说罢,又道,“知常,你过来,是辞行的吗”
“是,小生明日还要上学,故此特来向大人辞行。”
既然包公认为他要辞行,那他就辞行吧,毕竟张银花的案子事实证据俱在,判决的事自有包公头疼,跟他没太大关系。
“路上小心,莫着了凉。”
包公说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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