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本《泰西策》一部《盛世危言》,前者让唐浩然名扬海内,而后者却因皇上与地方大员的推崇,更令其声名鹊起,一时间名声大噪,在京城文人之中论及风头,无人能出其左,而唐浩然的过去亦随之再被挖了出来。
从献“纱、丝、煤、船”富国四策,再到创办禁烟局,既能“渐禁而平烟毒”,又能拓财源于官府,短短数月间,湖北省年入多出百余万两,着实让人惊叹,有好事者称其所献“皆旁门左道,非圣人子弟所取”,亦有好者为其辩称。
谤名也好,誉名也罢,随着一群清流言官在翁同?的暗示下,纷纷上折支持“择台湾一地,试行新政,以证其效”,而这正是出自《盛世危言》“特区篇”中的“以一隅之地为全国之先,以免新政伤及国之根本”。
若是搁过去,有人提“变法”、“维新”、“新政”以至“洋务”,立即就会有清流跳出来对其大加抨击,这会反倒全都支持了,不仅仅是因为那部《盛世危言》倍受皇上推崇的,在某种程度上,他们甚至赞同书中所谓,尤其是“新学篇”着实让他们舒服许多――专门学堂如古之幕府为落榜士子衣食之道,授以专长,职有所专,至于什么格物、数学、洋文的,不过就是“吏”之学罢了,同样是为国效力,这官是官,吏仍然是吏,而这专门学堂不过只“育专吏之所”。
这种区分对待,着实让那些清流言官们顿觉身份高出几分来,自然也就无需像对待同文馆等洋务学堂一般百般抨击――当官的有几个抓着小吏的尾巴不松的,治吏虽是为官之道,可一个言官站出来抓着小吏上朝议,还不成了笑话。
更重要的一点是,这些清流言官意识到,这甚至可以引伸于朝议,将来借操洋务者为吏为名,对过去趾高气扬的各地洋务衙门加以打压,岂不妙哉。
至于军机大臣们,瞧着皇上的劲头,那边太后也未发话,自然也都理智的保持沉默,现在那“试行新政”的折子还未上朝议,至于将来,还是等太后发话再说。
而在另一方面,几乎所有人都知道,无论事态如何,新政成与不成,那唐子然算是功成名就了,更有人认为这将来主持新政试行者,除唐子然外别无二人,原因无他,这事由其所提,自然也将由其负责,而更重要的是,能得翁常熟、张南皮以至李合肥等数位朝中地方大员的赏识,将来成就必不可限量,
一时间慕名来唐府拜访的举子更是踏破了唐家的门坎,唐浩然总算是知道什么叫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,虽是烦不胜烦,但却也只能强撑着笑容,一面与拜访举子结交,一面从中试图挑选择几个人才,而与此同时,各方刘声夸奖的消息,亦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出来,以至于唐浩然的名气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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