坐在这个破庙里,支撑着也许是继发性癫痫发作之后的疲倦身体,将过去那些陈旧得像多年的老灰尘一样的往事,对着这个如同朽木的大和尚诉说。
一具紫红色的漆光闪烁的高大棺材,横在老兰家的厅堂里。那个豪华的骨灰盒连同骨灰,都被装了进去。我目睹着这个过程,感到真是多此一举。后来,当老兰跪在地上,手拍着棺材放声大哭时,我才悟到:只有手拍棺材,才能发出那样的扑扑通通的震撼人心的声音;只有这样一具雄伟的棺材,高大的老兰跪在前面才显得般配;也只有这样的一具紫红色的棺材,才能烘托出灵堂的庄严气氛。我也不知道我的猜想是否正确,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,使我丧失了去追寻这些小事根底的兴趣。
我披麻戴孝,坐在棺材的前头;甜瓜披麻戴孝,坐在棺材的后头。在我们两个之间,放着一个烧化纸钱的瓦盆。我和甜瓜,把那些打印上铜钱图案的黄表纸,用放在棺材盖子上的豆油灯盏点燃,放在瓦盆里燃烧。纸在瓦盆里变成白灰,随着烟气盘旋上升。农历七月的天气,温度本来就高,我穿着肥大的孝服,腰里扎着一根麻绳子,面前又守着一个火盆子,只一会儿工夫,便捂出来一身汗水。我看看甜瓜,她也是一脸汗水。我们面前各守着一摞纸,我放一张,她就紧跟着放一张。她绷着小脸,神情严肃,但看不出有多少悲痛。她脸上看不出一点流过眼泪的痕迹,也许眼泪已经流光了吧。我恍惚听人说,甜瓜不是这个死去的女人亲生,是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。也有人说是老兰和一个外村的大闺女生的,抱回来让老婆养着。我不时地偷眼看她,把她的脸和棺材后边那个大镜框里的女人脸进行比较,一点也找不到她们俩的共同之处。我又把她的脸和老兰的脸进行比较,似乎也没有多少肖似的地方。也许,她真的是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的孩子?
母亲拿着一条用冷水浸过的毛巾走过来,给我擦擦脸,悄声嘱咐我:
不要烧得太多,维持着不要灭了就行了。
母亲给我擦完脸,把毛巾折叠了一下,走到甜瓜面前,也给她擦了脸。
甜瓜仰望着母亲,大眼睛骨碌碌地转动。按说她应该说句感谢的话,但她什么也没说。
妹妹看我们烧纸好玩,跷腿蹑脚地走过来,蹲在我的身边,拿起一张黄表纸,扔在瓦盆里。她悄悄地对我说:
哥哥,我们可以在盆子里烤肉吃吗?
不可以。我说。
那两个成了我们自己人的摄像记者,一个扛着摄像机,一个举着强光灯,从院子里进来,拍摄灵堂的情景。母亲弯着腰跑过来,拉着妹妹走,妹妹不想走,母亲双手插到她的腋下,把她半拖半拉地弄走了。
面对着摄像机镜头,我绷紧嘴巴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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