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刘禹锡四处联络时,广陵郡王李纯这段时间,却乖乖地继续呆在少阳院内,跟在侍读老师陆质后面学习《春秋左氏传》。
陆质其实就是前信州刺史陆淳,因其名当中的“淳”和李纯的“纯”谐音,为了避讳,便取了个近义字“质”。
左传自被汉代刘歆始发以来,便成为古文学的经典,王莽时代成为学官之学,并和代表“今文学”的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展开激烈争斗,时兴时废,最终在后汉章帝时,为左传训解的贾逵、服虔在白虎观辩论,最终击败了今文学家李育,取得了古文学的胜利,随后左传又经郑玄、王肃、杜预等大师的注解诠释,遂达到大兴,古文学奠定了标杆地位,而公羊学、谷梁学几乎湮没不闻(公羊学真正复兴,可能要到晚清时代)。
到了唐朝,《左传》依旧占据统治地位,其与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易》并列为朝廷钦定的“五经”,由孔颖达为五经“正义”,至此孔子的春秋,几乎和左传混一,人们说读春秋,其实就是读左传,便是所谓的“弃经信传”。
故而,李纯学习左传,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今日,陆质对广陵郡王说的是,我唐因忽视经学而导致安史之乱和藩道割据的问题。
李纯便问先生何出此言呢?
“高祖太宗时,尤重儒学,国子学兴盛,多令祭酒、博士时时讲论,四方儒士抱负经籍云会京师,各国酋长也多遣弟子至长安就学,鼓箧升筵者多达八千,儒学之盛,古昔未有也。学的是什么,都是兴国安邦的道理啊!”
“那而后又为何忽视呢?”
“皆是科举考试荼毒所致。”陆质毫不避讳,他的观点和当初要复兴国子学的宰相杨绾类似,或者代表大部分唐代经学家的想法,“经学追求的是奥境,是真理,是要笃父子,正君臣,尚忠节,重仁义,贵廉让,贱贪鄙,所谓开化本源、经邦致治是也。然而作为选官制度的科举考的又是什么?明经多抄义条,进士唯诵旧策,武后以来更有诗赋词章等小艺充塞其中,所及第的人,全无实才,即便有,也是十中仅一。经学既废,思想平庸,明经进士甚至所有文人,只知用诗词歌颂盛世,浅薄无比,唯一有警醒的只有杜子美,记忆和背诵成为才位高下的标准,词汇和韵律成为博取声望的工具,每年及第之人,瞬间便能名闻天下,以致有学之人无不肩结钩党,私为盟毁,无所不至。而真正的礼法却濒临崩溃,全遭陵迟,原本君臣父子的纲常荡然无存,居安而不思危,故而礼乐崩坏,兵强马壮者迭起发难,割据一方,这不就是忽视经学导致的吗?现在我朝各位宰相,口中喊着恢复盛世,可全不谈重视经学,只重视国计、兵学、技术、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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